【林建國演講側記】馬華文學與華語語系

文／ 謝明衡、陳敬鴻 （國立清華大學華文文學研究所碩士生）

2018年11月21日，國立清華大學華文文學所邀請林建國副教授至校談論「馬華文學與華語語系」此一講題。林建國目前任教於國立交通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有比較文學博士、文學碩士等學歷背景，在精神分析學和電影理論研究亦有不凡造詣。

林建國雖為外文系背景，但來自於馬來西亞的他對於馬華文學有著十分深入的認識，在馬華文學研究進程中，他與張錦忠、黃錦樹等人皆為在台第二波開啟馬華文學研究的關鍵性人物，林建國又以近年來研究的主題「解構華語語系」另有一套屬於自身對於的華語語系的獨到見解。

「華語語系」論述被提出已有十年之久，近日更是受到了學界的關注，引起了多方的討論，許多學者更是賦予「華語語系」不同的定義詮釋，其中以王德威教授「華夷風」和史書美的「華語語系」最為受到關注以及討論，而今日講題所討論的即是針對史書美提出的「華語語系」作為核心，對其論述做出檢討和討論，並重議華語語系論述。

史書美的「華語語系」

史書美於其著作中所界定的華語語系，是源自於一個反抗中國文化中心霸權框架的起點。使用「華文」而非「中文」，從這種去中國語言中心本位的方向出發，史書美認為在東南亞、澳洲、台灣、歐美或是世界其他地區使用華語的書寫者，一直都有意識地拒絕被收編入中國主體性的離散語言框架下，為此試圖在研究上重新詮釋華語語系的定義與範疇，通過一個多方交疊、百家爭鳴的去中心觀點來認知華文文學。然而史書美的華語語系概念是否存在著意義上的漏洞？提及華語語系之於被囊括其下的馬華文學時又遺漏了哪些必然需要面對的爭議與疑點？林建國於講談過程對這些問號一一給出評論與回應。

在有關歷史脈絡的承先啟後上，林建國指出華語語系被翻譯為華文前的語源Sinophone有出自於陳慧樺（陳鵬翔）教授所提出的概念背景，史書美和其它論述者在其論述中均忽略了這位先行者；同時在拋棄Chinese的語言本位走向Sinophone之際，史書美的定義可能會將中華文化在文字上的承載化約到只剩下用於交流傳播的語言工具，對華人歷史與人類學的研究而言無疑是消失的空白與斷裂。

去中國本位，放棄有關中國與華語語系間的評論、定義與聲討，會使華語語系容易陷入一個封閉的迴圈中。林建國認為華語語系未必要與離散意識站在對立面，這樣純粹為了反對中國文化中心本位，政治性意圖過於強烈的界定與論述，恐有觸犯學術場域中某些規則的疑慮。政治意識應在學術論證過程中不斷被檢驗，而不是作為一個論述的先決出發點，學術研究不能以政治宣示做結論，否則將永遠失去生命與創造力。林建國自言本身並不反對華語語系，但反對史書美對華語語系的界定，反對其中政治大於學理的偏斜，反對意識形態大過學術論證的扭曲，這一情形在史書美將馬華文學置入華語語系的體系時更是明確地凸顯出問題的嚴重性。

從馬華文學看「華語語系」

馬華文學的生成與發展和馬來西亞的社會變動相當緊密，從1957年的馬來亞獨立、1963年馬來西亞聯邦成立、1969年「513事件」、1989年「茅草行動」等國家與社會重大事件的發生，讓馬來西亞形成特殊的歷史場景，間接或直接影響使馬華文學作品有「異國風情」的特殊語境，之於馬來西亞社會、文化和歷史層面上有著一定的重要性。1957年馬來亞獨立時，方修即認為馬華文學需要一部文學史，這可稱之為馬華文學第一波研究；林建國、張錦忠、黃錦樹等人赴台留學時，重新將馬華文學帶入學院，帶動起第二波馬華文學研究，相對第一波研究，他們坐擁更多的學術資源以及相對大的研究群。第一、二波的馬華文學研究皆有一共識，即馬華文學非中國文學的支流，理應收編在馬來西亞國家文學的一環，但華人在馬來西亞的特殊社會環境底下，馬華文學又不被承認為國家文學，故只能流放在國外，「離散」、「無國籍文學」等即成為馬華文學的標籤。

將史書美的「華語語系」置放在以上的馬華文學脈絡底下而論，其「華語語系」是為了與北京政權的華文中心論而攬蓋入馬華，事實上是扭曲和窄化了馬華文學的定義與屬性。史書美「華語語系」論述過於聚焦在與中國抵抗，之於馬華文學不僅是欠缺社會學和人類學的研究觀點，也忽略馬來文學、馬來社會對其之影響；承上所論，第二波馬華研究即是個別「離散論述」，其「華語語系」拒絕討論離散即無法討論馬華文學。馬華文學的複雜性并不是能純粹以知曉語言即理解馬華文學，「華語語系」則純粹以語言層面上將馬華文學收編在其中，忽略了其背後的深厚的歷史脈絡，僅關注單一面向的問題，忽略馬華文學確切所面對的種種問題以及離散狀態。

重議「華語語系」

林建國表示，史書美「華語語系」論述過於單一和片面，故「華語語系」論述需重議其內涵。「華語語系」之於港台新馬文學是否是必要的呢？林建國表示可以是，也可以不是。四地文學無需納入「華語語系」，本身經已有獨立成為一學門的能力，而「華語語系」則可當做四地論述的平台。四地文學皆有共通點，諸如武俠小說的中原想象、方言群與土生華語、非左翼文人書寫、四地作家往南流域和北漂、殖民論述、後殖民論述等等，即以「華語語系」作為比較文學的平台，而非只是作為對抗中國的群體論述，如此一來有失偏頗，僅會讓研究陷入封閉的迴旋裡。

像這樣出現在華語語系論述上可能會陷入過於單一和片面的弊病，林建國於講談尾末的問答裡，亦有以中文所、台文所、華文所這三類研究華文文化、文學的系所之處境對比，部分中文所傾向以民國時期(指1911年後清代以後)作為研究領域劃分的界限，臺文所又以台灣本土文學研究為主而相對局限，反之華文所所圈定的範圍和領域相對寬廣，以語言作為界限，摒除政治意識形態、時代、地域等局限，可以探究兩所所無法觸碰的議題。與此同時，這也與林建國在演講開始之時所提及的治學理念相近，即每人必然擁有自己的意識形態，但是仍需要在學術論證的過程裡力求變革與創新的自我詰問，方能獲得具突破性與客觀立場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