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在馬華文學議題中族群的問題跟在文學裡表現的題材、批評上還有研究都有比較大的力度，就舉出幾個個案，看他們在族群政治裡面能夠找到什麼問題跟得到什麼效果。

馬華文學

高教授首先指出對於馬華文學的四個討論面向：

1. 南海視域：從更大的海洋史（華人移民史）：時段可以拉得更長遠，從古代的航路跟朝貢/私人貿易的移動開始看當時候華人移民到南方如何靈根自植。

2. 離散華人：19世紀中後期中國沿岸的中國人遷居，成為離散華人，從他們的社群看馬華文學（包含組成、文學建制等）。

3. 民國—旅台—在台馬華文學：因50年代中後期中華民國的僑教政策，導致許多文人主動的到南方進行文學交流。

4. 華語與戲文學：現今史書美老師提出的華語語系、王德威老師提出的華夷風的概念，二者雖然有部分觀點不盡相同，但都特別著力華文生產現象中跟異質碰撞的結果。

而馬來西亞華人文學這個名詞勢必得與華人身分的緊密關聯，也昭示著馬來西亞先天性要處理的身分問題。

關於族群政治

移民政治的部分，高教授首先舉神明「拿督公」為例，祂的外型是馬來人貴族形象，但祭拜模式卻是華人傳統上香的形式，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在馬華文學裡，華夷交混是最不可忽視的背景。但談到族群政治的起源，高教授認為不能只看新文學運動後，應該要回溯到更早之前，也就是1877年開始，中國成立了駐新加坡領事館，有了外派的使節和士大夫遷移，這也對南洋社會產生了「再華化」的現象。「再華化」表示原本可能已經遺忘華文的土生華人，可以透過士大夫再度習得華文，或者強化其中國性。領事館裡最重要的一位使節就是黃遵憲先生，他在1891年到1894年間擔任駐新加坡使節，期間留下了許多詩篇，例如〈番客篇〉以采風者、使節的雙重視角發現一部華人移民史、〈以蓮菊桃雜供一瓶作歌〉以花喻族，表達離散華人的核心問題—族群政治。

另外，也因為移民的方言複雜，可見方言群際的語言交鋒，各籍人士以方言認同為中心，組織「幫」或公會。特別是粵謳裏各種方言雜揉，如邱菽園以馬來語、英語入詩，以方言腔調模擬夷語，再現生活風土。像〈星洲竹枝詞〉中的馬干、馬莫和馬里分別是馬來語吃、醉酒和過來的意思，主要是用閩南語貼近馬來語的方式來描寫族群之間的互動。

在台馬華文學

高教授提到在台馬華小說家的三個世代分別是李永平（1947-2017）、張貴興（1956- ）和黃錦樹（1967-）。李永平先生1967年到台灣，相隔十年後1976張貴興先生來台，最後是再相隔十年1986年黃錦樹先生。他們三位在三個時期從馬來西亞的不同地方到了台灣進行寫作，大概就可以將他們分別代表台灣的三個世代的寫作，也可以看到他們各自因為進入台灣的時差，覺發的國族想像也有所不同。

首先談的是李永平先生的〈拉子婦〉和〈婆羅洲之子〉，兩篇幾乎都在寫「被侮辱與被損害者」的悲慘遭遇，但背後的命題更是指向漂流海外的華族如何維護他們的文化傳統，血緣命脈[1]，以這兩篇小說作為李永平老師的開端，進而探討其離散的焦慮。而後的《月河三部曲》處理更多的是原鄉婆羅洲在殖民者統治下如何被剝削。

再說黃錦樹先生，身為一個馬華文學的評論家和創作者，黃先生用尖銳的語言挑戰馬華文學的美學體制，關心華人移民「離心」式的被流亡的過程。如〈開往中國的慢船〉一文，暗示在土地上的所有人都是外來者，且中國性總是延緩的、有時差的，而這種中國性最後好像是無望的，注定走向終結。

最後是張貴興先生於1983年發表的小說〈彎刀，蘭花，左輪槍〉，彎刀指的是婆羅洲達雅克族、蘭花是馬來亞人喜歡的花，左輪槍是台灣製的玩具槍。文內書寫語言暴力勾結政治體系，呈現一種極端焦慮的族裔身份及衝突。

以上透過不同文本的描述，看到族群政治跟馬華作家必然的投射跟承擔的寫作道義，他們為何總是處理族群政治跟族群危機，與華人身份認同、書寫當下構成的彼此關係，其中鮮明的華人與異族，華人自身主體性的堅守，危機當中構成的張力、交結的話題，是馬華文學中值得注意的部分。

（賴佳嫆紀錄整理）